明朝“茶馬互市”的管理制度

茶馬互市制度的建立，源于茶馬古道，它是一條穿行于西南邊疆的馬幫道路。這條古道之所以能發展起來，是因為藏地與其他地區飲食習俗不同所致。

藏族人民身處青藏高原，海拔高氣溫低，以肉食為主，來保溫避寒。但是肉食太過葷腥，需得用茶葉才能消解其味，正所謂“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茶葉可以說是藏區人民的必需品。

藏區因為地形氣候原因，是不產茶葉的，但和西藏緊挨的川滇地區卻是盛產茶葉的。而藏區的馬匹又是川滇地區稀缺的，二者的經濟形成了很好的互補，所以貿易活動頻繁開展起來，形成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形成于唐宋年間，唐朝時的茶馬互市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制度，如《封氏聞見記》載：“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鶻人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可見互市已有，管制稍缺。

到了宋代時，多個政權并立，兵戈不休，優質戰馬資源被契丹、黨項等族人所占有，宋朝為了應付北方的強大軍事威脅，需要購進高戰力戰馬，這時候茶馬古道發揮了巨大作用。

明朝茶馬互市制度建設

明朝建立之后，中原與西藏的經濟往來越來越密切，當時的河州、秦州、洮州都是漢藏兩族進行貿易的主要地方，兩地貿易中茶葉和番馬的份額呈大幅度增長。

比如明武宗時，“所攜茶鹽以數十萬計”可見茶葉的貿易量之巨大，“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番馬的交易量同樣很有市場。

隨著貿易比重的加大，明朝政府將茶馬互市的管理制度也提上了日程。洪武五年時，規定茶馬貿易“馬一匹，茶千百斤。”對于貿易比價有了明確規定，在洪武十六年出臺了“土賦”制度，對于烏斯藏地區的貢期和貢使都有一定的規定。

之后為了防止官員假朝命以濟私，洪武26年推行“金牌信符”制度，《黃愧歲鈔》中說道:“洪武初于陜西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以茶易馬，上馬四十一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

到了明萬歷年間，明朝政府頒布了“收納差發馬匹，給以價差”的茶馬比價制度，它是鑒于明朝與周邊馬背民族往來密切基礎上，對于茶馬交易的進一步規范。

以上所有的茶馬互市管理制度，多是明太祖洪武朝頒布的，可以看出整個茶馬互市是以國家為主導的，是政府看到了茶馬互市背后巨大的利潤而主動推行的。

這種推行是與明朝的國防密不可分的，明朝即使統一天下，但也面臨著北方韃靼、瓦剌、建州女真等游牧民族的威脅，對于戰馬的需求量依然很大，而藏區的番馬質量優質，可以滿足這一需求。

明代茶馬互市的終局

明代茶馬互市繁榮的背后一直存在危機，只不過被前期貿易的盛景掩蓋了，這里面既有著制度方面的缺陷，又有明后期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的沖擊，與統治的薄弱也有一定關系。

茶馬互市制度的危機

為了政權統治的穩定，朱元璋以壟斷的方式，通過茶馬貿易從其他民族那里獲得優質的戰馬，這是以犧牲這些民族民眾的利益為前提的，時間長了自然會積壓不滿情緒。

隨著統治危機的加深，鑒于茶馬互市中的巨大利益，明朝政府頒布了更加苛刻的管理制度。比如明朝后期實行的禁茶政策，將所有的茶葉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這樣更易于壟斷茶馬互市。

這時就不是茶馬交易了，而成了明朝政府的獨角戲，更便于對優質戰馬資源的掠奪，這種竭澤而漁的政策制度必然不會存在太久，隨著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私人貿易興起，沖擊著官方的壟斷地位。

其實針對走私、黑茶等民間活動，明朝一直有制度限制，比如上文提到的金牌信符制，就是一種官方認定，審核身份的制度，如無信符的話，是要被判重刑的。

明朝后期商人階層的崛起，沖擊著官方茶馬互市的進行，他們通過低價向少數民族購買馬匹，進而高價賣給政府，從而賺取差價，又或者通過低價購進茶葉，再長途跋涉高價賣給少數民族，獲得優厚的回報。

此時國家再也不能獨攬茶馬互市之權了，反而在民間商人的夾縫中求生存，這一切都是早期茶馬互市管理制度埋下的后患。

不能因為明朝政府在茶馬互市管理制度設定上的目的不純，就否認了茶馬互市本身的歷史性貢獻。客觀來說，正是在明朝政府的主導下，茶馬互市才得以繁榮發展。

如果放任其自由無序發展的話，漢藏之間的經濟文化往來就沒有那么頻繁，而且時斷時續，不利于發展壯大，那么內地與西藏地區的聯系也會大打折扣的。

明代茶馬互市管理制度，也為現今處理民族之間或者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提供了經驗， 而且它對明朝前期的影響是積極的，促進了農業進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結語

茶馬互市管理制度，屬于明朝政府重農抑商政策的一部分，它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經濟目的，這些目的的背后就是明朝加強集權、穩定政權的初心。

最終的效果是明顯的，通過茶馬互市雖然犧牲了商業環境，但是明朝的農業發展蒸蒸日上，國家統治的根基筑牢了。時移世異，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茶馬互市管理制度走向了終局，但是不可否認它的歷史貢獻。

參考文獻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中國經濟史》

《明：繁華與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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