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陳啟泰建議，除了在軍律的滿官以外，其它的文職滿官要和漢官一體丁憂守制，順治十年四月，經過九卿會議，決定滿官按漢官例。一體離任丁憂，不過，僅僅過了一個月，吏部奏：“滿洲、蒙古、漢軍官員，有官旗下事者，有在部院理事熟練者，不便照漢官一例丁憂，議于在家局喪一月，即出辦事，仍私居持服三年”。
順治經過和官員討論后，同意調整丁憂制度，也就是說，滿官遇到親人逝世，并不需要離開職位，只需要在家丁憂一個月，就可以上任，而漢官則需要27個月。
在這之后，清廷依據滿族人的習慣，制定了更加詳細的丁憂制度，使其更符合滿族人的習慣，具體調整如下：
一、康熙三年規定，“在京滿洲、蒙古、漢軍文官遇親父母，祖父母，與所后父母，祖父母亡故者，以故日為始，居喪三個月，奉差出征者，以到京日為始，亦準居喪三個月”，這次調整延長了滿官的丁憂期限，縮短了漢官的丁憂期限，也就有了清代文官常說的“百日”。
二、順治十年所定的滿族丁憂制度，只是規定在朝滿官的丁憂期限，由于當時統一戰爭并沒有結束，地方上行政事務的管理和軍事征伐都必須依靠滿官，所以在外任職的官員并沒有被要求進行丁憂守制，到了康熙十二年，統一了旗下服制，在外滿洲、蒙古、漢軍文官，不論親屬亡于何地，都要“令其解任，照漢官例，以聞喪日為始，不計閏，守制二十七月”。
三、康熙五年，專門修改了外任漢軍的丁憂制度，當時慶遠府知府李學禮的父母相繼逝世，于是就請辭官扶柩歸旗，并請照漢官例守制27個月，但是按照順治十年的丁憂制度，外任漢文官者，“父母在京物故，準回旗守制六月，其卒于任所者，守制一月，即起視事”，當時李學禮在外任職，父母在任所亡故，所以只能守一個月，和李學禮要守制27個月的請求沖突，不過李學禮的請求成為了修改外任漢官丁憂制度的契機，改為“以到京日為始，守制六個月”。
到了康熙十二年，將外任滿官、蒙古、漢軍官員的丁憂期限全部和漢官統一，不管親屬在何地去世，都要離開職位，回到京城守制27個月，至此，凡在外任漢軍官員遇到丁憂事件，都必須開缺離任，回京守制27個月，然而到了乾隆朝，再次修改丁憂期限，但不包括漢軍旗人。
嘉慶十六年，漢軍尚維侗百日孝滿后，向嘉慶帝請求回復原職，帝大怒：“凡漢軍大員丁憂，皆照漢員之例，守制二十七個月，并不奏請賞差之例”，從這也可以看出，清朝皇帝對待漢軍官員和滿蒙官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那么滿漢官員在丁憂期限上有什么具體的不同？
從原則上并無不同，可實際施行起來，卻明顯有區別對待。漢官如果遇到親屬亡故需要丁憂者，必須開缺離職，回原籍守制27個月，但滿蒙官員遇到丁憂事件時，只需離職，不需要開缺，也就是說只是暫時離職，職務還在，而且只需要居喪百日即可，不需要27個月。
其次，外任漢官和外任滿官在丁憂期限上也有不同，乾隆十四年之前，大清律令在規定上，二者在丁憂期限上的規定并沒有任何不同，乾隆十四年之后，外任漢軍官仍保持和漢官一致，但滿洲、蒙古官的丁憂期限卻縮短為了3個月，而且期限一滿就可以入京任職，由此可見，漢官和旗官因為身份不同，在丁憂期限上遵守著不同的原則。
不過清代的丁憂制度還是比較靈活的，特殊情況和特殊地區都可以有相應的變通，在盛京地區以及中央太醫院等衙門，由于可替代的人員不多，所以盛京等處的文官，遇到丁憂時，在任守制三個月，在京故亡者，或來京守制，或在任守制，“聽其自便，不解任”，其次，欽天監官員，穿孝27個月，在此期間，停止升轉，扣資三個月。
在宋元之后，武官的丁憂制度基本被廢除，明朝也不允許武官丁憂守制，其實這也很好理解，武官多半需要保家衛國，離職的時候往往給敵人可趁之機，所以從朱元璋立下武官不丁憂的制度后，明朝歷朝皇帝都恪守洪武帝之制，武臣不丁成為了定制。
清朝開始時也承接明制，順治至康熙朝中期，武官都不丁憂，直至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武官何傅上奏希望武官也丁憂，康熙帝認為“孝者，治天之本，理應丁憂。且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鎮，皆由久典兵權之故耳，丁憂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
于是在康熙二十五年，經過九卿會議，定文武一體丁憂，且規定武官在丁憂期限上“二十七月期滿，始行補用”，而且無滿漢之分，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修改丁憂成例，將滿武官丁憂原則改成與滿文官劃一，也就是“持服百日，期滿即行當差，并不二十七月”
和明朝對比，清朝的武官不僅和文官一體丁憂，并且還在原職，乾隆覺得滿官如果三年沒有差使，又沒有習俗制約，閑散定居，對此管理上會有問題，且有騎射荒廢之虞，所以讓滿官丁憂只需滿三個月。
那么，丁憂期間，滿漢官員的待遇又是否相同？
滿漢丁憂期間是否領取俸祿，在清代政書當中，都沒有明確的記載，只能通過一些零散材料進行分析。
乾隆在丁憂之所以會給滿官有特殊規定，一是為了讓官員盡禮盡哀，以盡到孝道，但由于滿官比漢官少，許多職位上又不能讓漢人擔任，所以滿官如果離職太久，就會讓政務辦理缺人，進而導致公務懈怠。
而且還有另一個原因，“滿洲官員及世職，俱籍俸祿以養家口，如皆令離任開缺，無以為養家之資”，由此可以看出一個問題，滿官由于不種田，離職后就沒錢養家，所以，遇到丁憂時，官員在丁憂期間是不領取俸祿的，乾隆的這措施，是對中國古代俸祿制度的一次大改，也是幾千年來丁憂制度的大改動。
而且對于丁憂不領俸祿這一原則，乾隆極其堅持，即使對最信任的漢官大臣，也不動搖丁憂不食俸的成例，至于為何不愿在丁憂期間發放俸祿，乾隆如此寫道：“此非為節用，乃教孝之大經也”，其實乾隆就是利用了儒家推崇的“束其言、其行、其身”來達到政治目的。
由上可以看出，丁憂制定對滿官的仕途和前景，甚至是生活都沒有太多影響，但對于漢官而言，影響極大，甚至會造成前途毀滅，政壇歷經三年早已經物是人非，人事的變動對于丁憂官員來說，就意味著仕途的蹉跎。最為殘酷的是，三年丁憂期間，不能夠領取俸祿，這讓漢官在升職上很難有優勢。
清朝廷之所以讓滿漢官員遵守不同的丁憂制度，其實是有很深刻的政治目的。
首先，漢人本就比滿人多，乾隆曾說：“以旗員人少，若皆守三年，則公事必致有誤，亦出于勢之不得已”，為此便偏袒滿人，以減少職位空缺，其次，清朝時滿臣本就比漢臣地位高，他們不僅僅只是皇帝的臣子，更是皇帝的屬民，這也導致滿臣必須時刻聽從皇帝的差譴，不能長期離開朝政。
最后一個原因則是為了保障滿官的經濟來源，按照清朝俸祿制度規定，官員只有在任職期間才能領取俸祿，若遇到丁憂，就必須停止發放俸祿，乾隆朝之前，旗人較少，全靠國家來養，讓其維持生計，但至乾隆朝，旗人數量非常多，加上不能從商從工，為了解決旗人的問題，乾隆也是費勁腦汁。
這也是為何乾隆要修改旗人丁憂制度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主要原因，就是為了省錢，甚至到了嘉慶朝，旗官在丁憂期間也可以領取最低的俸祿，相當于低保，可對于漢人，必須遵守丁憂不能領取俸祿的原則，由此可見，皇帝在經濟上對旗員是有特殊照顧的。
丁憂制度雖然是清朝職官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實質上卻是文化習俗以及道德觀念的約束，統治者之所以刻意強調滿官和漢官丁憂原則的不同，是為了保障本民族的屬性和文化特制而作的規定，從丁憂制度上，也可以看出清統治者對漢人的歧視，光是丁憂上的差異就如此大，在別的地方，滿官和漢官的待遇差異就更加顯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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