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研了解到，目前國內量化私募主要有兩種團隊模式。一是獨立基金經理制，即PM制，公司內部以團隊為單元，每個團隊主打策略不同，形成多位基金經理帶領下的獨立作戰模式，團隊之間基礎設施可以共享，但可能會在核心策略和業績上產生競爭。
二是流水線工廠模式，業內也稱之為“工廠挖因子”模式。該種模式常以投資總監為核心，負責策略部署、交易執行及倉位分配，不同的團隊負責不同的工作內容，多位策略研究員負責因子的研發，并不直接參加實盤組合管理。這種模式更多考驗團隊的融合能力。
“無論哪種模式，技術和人才將是未來決定量化私募機構成敗的核心。”寬德投資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在百億級量化私募鳴石基金創始人、總經理袁宇看來，未來量化行業的競爭關鍵點將是“管理+人才”。從技術方面來看，鳴石基金在2021年搭建了大型超算中心用于研發支持，并陸續在2022年及2023年初實現了算力的進一步增加。袁宇介紹，近幾年，公司每年在軟硬件上的支出規模均在千萬元量級。袁宇強調，正因為量化機構從本質上是“科技公司”，因此量化投資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不能依賴于“某一個人”。
在人才和管理上，寬德投資相關負責人表示，沒有任何一個策略能夠持續盈利，關鍵是不斷實現新的想法，以及實現新想法的機制，所以歸根到底是人和團隊的建設。良好的人才機制才是量化機構長遠發展的重要根基。
“近年量化投研人員變動很多，很多投資者直呼心累，投資經理都不一樣了，如何保證策略的穩定和一致。”上海銀葉投資有限公司量化投資總監王生表示。
記者日前了解到，國內某老牌百億級量化私募的一位核心研究總監，已被某外資量化機構以“七位數美元年薪挖角”，作為老東家，公司最終只能“揮淚放手”。
行業發展前景長期向好
量化平臺與投研人才分手后，往往會誕生更多新的量化私募公司。
“對于量化私募，市場認可老平臺更多，新的私募量化公司募資比較難。”上述上海百億級量化私募高管認為，新公司要把老公司多年來積累的系統、框架、策略完全復制，難度比較大。最近幾年，投資方愿意投資一個新的量化團隊，是因為這幾年量化策略在A股賺錢容易，因此新的量化團隊容易做出來超額收益。但目前超額收益越來越難獲取，新的量化私募募資難度也在加大。比如，去年以來，量化私募行業中規模突破百億的新公司已經明顯減少。
自2021年下半年以來，高頻量價賽道逐步擁擠，在中證500指數（國內指數增強產品主要對標指數）等指數長期上漲趨勢相對不再明朗的背景下，頭部量化私募超額收益水平已經出現了一輪大面積回撤。
寬德投資相關負責人稱，2023年以來，中證500指數經歷了比較明顯的修復性上漲，但市場上大多數量化私募的500指增產品獲取超額收益仍舊較吃力。中證500指增類產品是目前市場上體量最大，競爭最充分，也是最受投資人認可的量化指增類產品。就這個賽道而言，自2020年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玩家加入，該賽道趨于擁擠，超額收益獲取難度也在不斷增加。
“當一個方法特別有效的時候，自然就面臨著失效的風險。”上述公募量化總監表示，量化私募本身賺的錢，其本質是建立在場內機構對價格互相博弈的基礎上，“你賺到錢，就意味著別人賠錢”。他表示，對于量化來說，某些因子在獲取超額收益上越有效，就越容易被更多應用到模型中，當大量資金涌入，這些因子就會面臨失效的風險。一些量化私募人士把這種比拼形容是“拿鐮刀互砍”。
對于量化私募的發展前景，袁宇表示，目前國內公募疊加私募的量化產品體量，大約占相關市場總規模的4%至5%，而目前美國市場的對應份額則是40%至50%。我國市場量化產品的“飽和程度”只是發達市場的十分之一，行業發展前景仍然值得長期看好。
王生舉例表示，量化的優勢在于挖掘統計規律，利用規律獲得相對穩定的超額收益。有時候一些行業輪動和事件效應能夠被量化機構很好地捕捉，有時候卻不一定。“這需要量化機構投資有足夠的敏感度。比如，我們常常會用新聞、招聘信息、專利信息等網絡數據，來更加高效地反映潛在投資機會。同時，采用獨立與多因子等穩定框架，開發多類事件驅動框架，系統性提高模型的適應度。”
袁宇強調，量化行業不僅要為市場提供可以獲利的產品，還具有為市場“發現合理價值”、促進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主流量化指增產品在長期運作的同時，也會采用價值、超跌等量化策略。所謂價值策略，就是篩選并買入“基本面好、被市場低估”的股票；所謂超跌策略，則是在市場過度反應時買入超跌的股票。因此，量化策略在創造收益的同時，也實現了市場的有效性，平抑了市場波動。
“未來想賺到更多的錢，一定要提升自身的定價能力，而且是深度的定價能力，或者能比別人看得更遠。”上述公募量化總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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