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思博士論文時，我最初關注的是19世紀江蘇的田賦問題，從陶澍、林則徐的文集開始讀起，首先便讀到了“漕弊”，這是嘉道年間最重要的經世議題之一。我便以此為題，完成了本書中最早的一章。這一經驗對我的啟發是，從特定時代的文獻中聚焦的事件、問題入手，探尋制度中真正具有影響力的部分。也就是說，我試圖在政治事件/時代氛圍為線索的一般清史、近代史和問題指向更強的制度史、經濟史之間尋找一種平衡。此后，我延續這一思路，完成了嘉道之際的陋規清查、道咸之際漕糧改行海運、咸豐年間胡林翼在湖北的漕務改革，同治初年江南重賦核減等議題的討論。這些問題既是制度脈絡中的重要節點，也常常進入大歷史的書寫。我因此也意識到，清史、近代史中的重要時間點，比如乾隆中后期、咸同太平天國戰爭、甲午戰爭、清末新政等，在賦稅財政問題的討論中依然是重要的，只不過其意義不同于政治史。
上述思考指向的問題是，當我們討論相對社會科學化的史學議題（比如社會經濟史、政經制度研究）時，如何在一般歷史/斷代史的關注點與專門史/社會科學的關注點之間找到平衡，以便更清楚地闡發其意義，讓這些“面目可憎”的專門研究稍具可讀性。
制度如何呈現
無論是史學還是社會科學研究，如何理解制度都是關鍵問題。如前所述，因為從弊政入手，我對制度的經制外部分更感興趣。這當然也受到研究先進的啟發，比如王業鍵先生的正式/非正式制度、巖井茂樹教授的正額/正額外財政、何平教授的“不完全財政”等。我則選取“額”與“定”等代表清代財政管理特征的術語，使用額定/額外財政的概念。
從時人的理念來看，弊政無疑是不應存在的，文獻中對此有足夠多的批判聲。但弊政也是制度的組成部分，是常態化的存在。在賦稅財政這一領域，道德正確與制度實踐之間，常常存在不小的分歧。如果輕易地和這些響亮的批判聲保持一致，可能會妨礙我們對于制度原理的理解。畢竟把簡單明快的批判作為結論是容易的（本書中自然也不乏這樣的問題），反正那些被批判的官員與政府也無法回應。真正的挑戰是去捕捉少數洞見者的聲音，他們可能是務實的，警覺的，懷疑的，無奈的。我常常覺得，如果能夠利用不同角度的記載，真實地呈現各方的難處與制度的困境，我們對于制度運作何以不得不如是，也許就有了足夠的理解之同情。
所謂弊政其實是制度的重要組成，這樣的認知已然是常識。但從史學的角度來討論，不僅要指出這一結構性問題，還需將結構的形成及其變動定位于變遷的進程中。本書的工作如果有所推進的話，便在于重構了田賦中的額外財政系統。我利用幾種19世紀中期的田賦收支記錄，相對清晰地勾勒出田賦的實際收支和管理方式，尤其是額外財政如何在各級政府間分配，它與額定財政又存在怎樣的關系。
不過這些想法大體是十幾年前的，最近若干年的工作讓我覺得這樣的劃分恐怕還是略顯隔膜，有其不足。如果真正從人的行為出發來重建制度，把制度運作的各個環節落到實處，呈現各個層面的豐富細節，那我們也許能跳出兩分的概念，不再糾結經制還是額外，對制度的復雜構造給出更具歷史感的解釋。
清乾隆漕運圖
學術寫作與思想激發
記得第一次和我的老師茅海建教授討論博士論文時，他就告誡我：不要只盯著檔案，凡有助于解決問題的史料都不能放過。撰寫、修改論文的過程中，最讓人難忘的自然是那些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看書的日子。本書最基礎的史料搜集工作是在故宮西華門內的“一檔”完成的。當時尚不允許攜帶電腦進館，每個字都需動手抄寫，或不同于今日的工作方式。在許多個結束閱檔的傍晚4點，疲憊又興奮地往西華門外走去，腦子里琢磨的是：今天的收獲如何，哪幾條材料最有價值，是否能證明自己的設想，或者推進目前的思考。心無旁騖地埋首于史料之中，一點一滴地搭建自己的思路，這種簡單純粹的狀態，是當日亦是今日治學最讓人愉悅的。
最痛苦的過程一定是寫作。對我而言，每寫一篇文章都要經歷一番煎熬，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一定是過密的。寫出能發表的文章與寫出能留得住的文章，標準自然不同。如果要讓自己的研究多存活幾年，甚至經得起更長時間的考驗，那么研究與寫作必須“過密化”，必須“不計成本”。讓我未曾想到的是，十幾年前在圖書館、自習室里煎熬出的專業論文，一旦結集成專著出版，竟有幸得到許多非專業讀者的關注，這真是寫作者的幸福。
前人常說，文章寫完要先放一放，求正于同人師友后，才能定稿。今日這個修改過程多以參加學術會議來完成。本書第一、三、五章是在博士階段寫就的。十幾年前，曾有幸在以下場合報告：森時彥先生主持的“長江流域的歷史景觀”共同研究班（京都大學：2009）、第六屆北京大學史學論壇（2010）、第十一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南開大學：2010）、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第七屆青年學者論壇（2011）。在這些著名的論壇上，我獲得了學術表達的最初歷練，也結識了不少交往至今的畏友。
工作幾年后，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稍多。對個人而言，收獲最多的是中山大學劉志偉、吳滔、于薇、謝湜教授組織的系列學術活動：運河田野工作坊（2015、2016、2017）、梁方仲《一條鞭法》出版60周年學術研討會（2016）、明清社會經濟史基本問題論壇（2017、2019）、“脫嵌的母體——傳統中國貢賦體制中的食貨原理”工作坊（2019）……在這些場合，我得以充分地報告通常鮮有共鳴的政經制度研究，表達自己尚不成熟的見解，并得到社會經濟史領域諸多師友的指正與反饋。更令我獲益的是，面對明清史為主的同人，我必須走出近代史的舒適區，從貫通更長時段的基本問題來思考、定位自己的議題。每次面對類似“你說的這一現象，明代就有了”的質疑，都是棘手的挑戰，卻也刺激自己思考，我所討論的問題究竟如何與明代不同。因此，盡管研究時段未有大的跨越，但視野上的開拓，勢必使自己的研究有所不同。
記錄下上述的會議，是因為那些珍貴的經歷已經融入本書的寫作，也對個人有著長久的影響。
《維正之供》出版于2019年末，不久后大疫襲來，世界變得不同。2020年春夏，趙思淵、申斌兩位老友貢獻了引人深思的精彩評論。是年10月，我很榮幸地重返“二院”，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組織以《維正之供》為主題的讀書研討會。在208會議室，劉志偉、何平、孫明、田耕、趙思淵等教授從不同學科的角度給予了密集的提點與啟發。2021年3月，劉昶、黃宗智教授為本書撰寫了視野宏闊的獲獎評語。此外，還不時有師友給予指正與反饋。以上種種，使得本書前后左右的風景與未來的發展方向更加清晰，也令我深感鼓舞，謹此向關心本書的師友致謝。
本書是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構思起筆的，然在博士階段的大多數時間里，我并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寫”博士論文。但那卻是迄今為止寫作最流暢的一段時光，材料、思考的積累到了，文字便流淌出來。當然，也不乏持續卡殼、難以入眠的沉重時刻。從那時到現在，“怕是以后寫不出來了吧”，這樣的恐懼感仍不時襲來，不知是否是因為寫作時太用力了。我想，如果盡可能以撰寫博士論文的態度來對待今后的每一本書，那我們至少不會迷失在這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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