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厲以寧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學，1943年又隨家遷居到湖南沅陵，以優異成績考上湖南名校雅禮中學。1947年轉入南京金陵大學附中就讀，直到高中畢業。這些名牌小學中學為厲以寧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質基礎。
小學時期和高中時期的厲以寧
像很多人一樣，他曾經有過一段繾綣的文學夢想。厲以寧一直偏愛文學，曾熟讀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和詩詞；喜愛閱讀外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莫泊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國現代文人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縣雅禮中學（當時雅禮中學遷移到沅陵）讀書的這段日子，他源源不斷地將自己對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詩歌、散文、雜感和短篇小說等表現出來。他的每一個作品，都成為同學們爭相傳閱，反復議論的焦點。這進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夢。
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轉到南京金陵大學附中讀高二。在一流的數理化老師們的熏陶下，厲以寧的興趣又逐漸從文學轉向自然科學。他還擔任了班里的學習委員兼化學科代表。
高中畢業前夕，學校組織厲以寧所在班全體同學去一家大型化工廠參觀。機器轟鳴，煙囪林立，嚴肅的化學工程師，深深刻進厲以寧的腦海。他說：“這次參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產對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性，于是我決心走‘工業救國’的道路。”
差點，中國就多了一位化學家，少了一位經濟學家。
1951年金陵中學師生元旦合影
同學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長期充當國民黨大本營和政治堡壘的南京市得以解放。這一個歷史事件改變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運，包括金陵中學的才子厲以寧。
本來在金陵大學附中，厲以寧以出色的數理化天賦，勤奮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績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深造。他當時選擇了化學工程系。因為他立志做一個化學家，實現工業救國抱負。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學停止了運轉。厲以寧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費合作社擔任了會計。
兩年后他再次參加高考，將目光投向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學趙輝杰代為報名。趙輝杰認為厲以寧選學經濟系最為適合，優勢較大，就替老同學做主，第一志愿填報的是北京大學經濟系。
同年7月，厲以寧在長沙應試，8月接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多少學子夢寐以求的北大，拉開了他終生致力的經濟理論學術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來愈覺得趙輝杰代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選擇。” 厲以寧回憶道。
厲以寧的這種選擇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經濟學具有這種性質：它既是一門需要以嚴謹科學精神進行數學計量和推理的學問，又是“致用”之學，需要對人的價值和社會的價值進行深刻理解和探討的學問。既然如此，厲以寧在早年走過的思想和情感歷程就恰好是一個未來經濟學家的最好儲備。
1955年厲以寧大學畢業時留影
從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從五四運動以來，北大在國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師云集，人文薈萃，思想活躍，在厲以寧看來這是最理想的求學之地了。
做學生的4年中，他從宿舍到圖書館，從圖書館到老師的辦公室或宿舍，埋頭苦讀，孜孜探索，學問和思想都迅速成長起來。
50年代初的北大經濟系（現在是北大經濟學院）和眾多系一樣群星薈萃，每一個學子都幸福地接受著燦爛星光的照耀。厲以寧的回憶中較多提及的是陳岱孫、陳振漢等先生。
陳岱孫（1900-1997）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1926年他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他為中國經濟界培養了六代學子，被尊為中國西方經濟學的泰斗。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高尚的品格，為人稱道，他深刻的學術見解思想影響著經濟理論界動態和國家政令的制定。
陳岱孫先生有著不尋常的家學淵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師傅陳寶琛（1848-1935），因此他本人的國文功底深厚，這種辭采文情，悄悄地濡染著厲以寧年輕敏感的內心。
陳岱孫先生
陳振漢先生（1912-2008）是哈佛大學的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他是較早在北京大學講授“比較經濟制度”課程，介紹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學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開始選編《清實錄》 《東華錄》經濟史資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代理主任。
陳振漢教授非常喜歡厲以寧這個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給厲以寧的評語是：“成績優異，名列前茅。”他認為厲以寧是一個大有前途的學術接班人。厲以寧則從陳振漢那里學來了進行經濟史比較研究的方法，更從這位學者身上獲得了“鬧中取靜”的讀書習慣。
北大經濟系陳岱孫、陳振漢、趙廼摶、葉逸芬、劉方棫、熊正文、朱克烺、周炳琳、侯建儒、張秋舫等老師在香山留影，攝于1954年
大學生活期間，在老師們的影響下，厲以寧的研究目標和領域就明確了下來：探索現代經濟的規律，服務祖國和人民。
“如果說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經濟學方面有所收獲的話，那么這一切都離不開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老師們的教誨，他們是我在經濟學領域內從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厲以寧說。
1955年厲以寧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被經濟系選留。然而隨著國內政治空氣越來越“左”，厲以寧也覺得很難施展抱負，他在系里的資料室從事編譯工作，一干就是20年。
這期間，厲以寧參加過開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勞動，忍受過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饑餓和浮腫，參加過農村社教，作為被“專政”的對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場大隊、昌平縣太平莊農場及北大校園內的“勞改大院”進行過三年“勞動改造”。他的家被抄過三次，許多資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損壞了。
在被迫接受“勞動改造”時，連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別說進行更多的知識積累了。1968年，厲以寧和許多教職工一道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先住倉庫，后住茅草棚，僅參加勞動的時間加起來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經歷的這一切，它磨煉了我的意志。”
厲以寧和老師趙迺摶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學）
資料室的20年工作，盡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卻得以在人們頭腦發熱的年代，鎮靜自如地吸收中外經濟學的知識，了解西方經濟學的進展，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它是我大學畢業后的又一個知識積累階段，它使我在大學所學的東西得到了進一步充實，視野進一步拓寬。”厲以寧認為這20年是人生經歷的重要積累。
70年代末，科學的春天到來了。厲以寧這個曾被斗爭、抄家、剃陰陽頭、監督勞動、隔離審查的人的經濟學觀點得以重見天日，他多年的積累有了用武之地。從這以后，他開始了新的教學生涯。1979年，厲以寧被提升為副教授；1983年，提升為教授。
1985年11月，厲以寧在家中寫作
在未名湖畔，厲以寧的名字日益成為學生們頭腦中的“關鍵字”。厲以寧的經濟學講座成為學生們心中北大風度的代表。他講課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數時間他不用講稿，只是在一張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綱，講課時他或站，或坐，或走動，臉上溢出輕松的笑容，眼睛閃閃發光。70年代末以來，幾乎沒有學生沒聽過厲以寧講經濟學的。
但是，奠定厲以寧在中國經濟學界地位的關鍵還是他在學術上的富有勇氣和智慧的創造。
1994年厲以寧在黔北農村考察
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代表人物
厲以寧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要理解他的思想體系，首先要理解他設定的兩個認識中國經濟狀況的理論前提。
2008年，北京大學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會議，厲以寧（右）與吳敬璉一同受邀參加了紀念活動
認識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厲以寧教授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
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教授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版本
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部分版本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教授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理論，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
厲以寧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
1997年5月厲以寧在北京大學作學術報告，講臺前都坐滿學生
北京大學電教樓，學生甚至坐到講臺后聽講
所有制改革
——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厲以寧教授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禁區”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教授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2012年7月，在內蒙通遼調研小城鎮建設
具有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
在厲以寧教授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厲以寧教授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
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教授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
20世紀90年代， 厲以寧教授到國有企業調研
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教授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其中以對道德問題的探討最為系統和深入。
厲以寧教授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
在厲以寧教授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
2017年3月6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召開記者會，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陳錫文、楊凱生、常振明、錢穎一走向會場
由此，厲以寧教授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地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
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厲以寧教授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
詩詞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眾的印象中，厲以寧是一位嚴謹、睿智且有獨到見地的經濟學家，其實伴隨他人生歷程的不僅僅有經濟思想，更有著充滿激情與哲理的詩意，兩者相互交融，構成他獨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厲以寧詩詞講座的吸引力絲毫不遜色于他的經濟學講座。
1974年在北京大學
1997年，在深圳
北大校園的女教師提及厲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時，每每欽羨不已，都說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這倒不盡在于她丈夫有名氣，而在于大經濟學家厲以寧對她、對家一往情深；給她寫詩，從青春年少寫到滿頭白發；給家寫詩，從終身伴侶寫到兒女孫輩。
詩詞，于他既是歷史煙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無論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在厲以寧的筆下都是含蓄蘊藉，不失騷人之旨。詩的語言清新、典雅，傳統筆墨與時代氣息結合得那么自然和諧，新而不俗，陳而不迂。
這是他詩詞的獨特風格，其實這也是他為人、治學的風格。眼下名人詩詞可謂多矣，但是像厲以寧這樣的功底、意蘊，即使在職業詩人中也不多見，何況對厲以寧來說，詩詞只是他業余的一大“愛好”。他的詞多于詩，這也許是詞的長長短短的形式便于表達無窮變幻的思緒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選擇變換的余地。
厲以寧題詞
作詩不是詩人的專利；讀過厲以寧的詩詞，甚至覺得非專業詩人往往能生產出好詩，因為“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我對詩詞的興趣，是在中學時代培養起來的。20世紀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讀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揚州震旦中學，都是國內著名的學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許多優秀人才。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擅長詩詞，在他們的誘導和影響下，很早就開始學寫詩詞，后來成為終身愛好。”
厲以寧的詩詞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學的國文老師，詩詞格律是老師教的，而詩韻詞韻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記的，他能默寫出幾十種詞牌的正譜。
厲以寧認為詩詞對一個人的人生修養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詩，往往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作詩填詞，可以修身養性，抒懷遣興，培養人的高尚情操和廣闊胸懷。”自己經歷過坎坷，但是意志從未消沉，他說這應該歸功于詩詞的涵養。
由此他認為，現在中學生的“營養”過于單一，文學知識太差，這對于一個人的全面成長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北京大學經濟系，也許今天的厲以寧會是一位職業詩人。他后來開始了畢生從事的經濟學研究，但吟詩賦詞的興趣卻始終未減，這種愛好也的確給他多年沉悶而又艱辛的生活帶來了許多的慰藉。厲以寧性格開朗、思維敏捷，他以睿智樂觀的博大心胸接納生活，無論處在多么艱難的環境里，總是泰然處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其不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詩詞為伴。
“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作為積極主張改革開放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理論推動了中國的發展，發展變化的觀點也貫穿于他的詩詞，而這些詩詞也把他的才華和性情真實地展現給讀者，使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內心豐富的經濟學名家。
節選自：北京大學新聞網。文：楊曉華，原標題為“首屆蔡元培獎之七：經邦濟世，詩化人生——記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厲以寧教授”
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