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之痛：出現“反主流多元文化”的民意動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趙永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二戰后，英法德等國福利體系完成從“社會救助”到“社會保險”的演變過程，推動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但“社會救助”增多的同時，原有的“社會保險”又因老齡化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而“不再保險”。從上世紀90年代前后開始，“社會救助”這個福利工具又被法國政府重視起來，如1988年推出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1990年旨在解決貧困人口住房問題的《貝松法案》，以及2000年針對貧困人口的“普遍醫療補助”等。
在維爾朗德看來，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歐洲的福利就已開始面臨挑戰。1990年兩德統一后，社會福利壓力增大，經濟發展放緩，促使后來的施羅德政府大刀闊斧進行福利制度改革，并引發民眾抗議潮。最近10多年的金融危機、歐元危機、中東難民危機、新冠疫情及烏克蘭危機引發的難民潮疊加在一起，讓歐洲的社會問題大爆發。
德國正在努力應對移民問題。部分德國人認為，如果要解決勞動力短缺和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個國家就離不開移民。但也有人擔心，德國慷慨的福利制度會成為“吸引移民的磁鐵”，并可能因此導致社會福利系統崩潰。
據德國電視一臺報道，德國去年涌入100萬烏克蘭難民，以及22萬來自其他國家的難民。德國內政部的統計顯示，2022年針對難民的襲擊比往年增多，共計發生1248起，平均每天都有3名難民成為極右翼分子施暴的受害者。德國左翼黨難民政策專家克拉拉·賓格說：“難道我們要等到1992年羅斯托克-利希滕哈根排外暴力事件重演嗎？”
“德國和移民——社會制度的祝福和詛咒。”瑞士《新蘇黎世報》刊文分析了德國的兩難處境：如果沒有移民，德國將面臨勞動力不足問題，而移民增加又對社會保障和國家預算造成很大壓力。目前，每個德國養老金領取者背后約有兩個貢獻者。而在1962年的西德，該比例為1∶6。如果移民不能很好地融入德國社會和參與就業，這個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就會陷入深淵。據《慕尼黑日報》報道，德國健康保險存在很大漏洞，今年缺口在170億至250億歐元之間，到2025年，這一財政缺口可能會增加到330億歐元。
除了抗議退休制度改革引發的大規模罷工外，人們還記得最近一些年，因法國《查理周刊》刊登漫畫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等事件，也引發過歐洲國家大規模的少數族裔示威活動。2017年5月，10位歐洲保守派知識分子在巴黎發布題為《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長篇聲明，對二戰后歐洲具有“政治正確性”的多元文化主義提出質疑，并表示“歐洲一體化已走上邪路”，強調“民族國家才是歐洲的標志”。這些都說明阻礙法國等國社會發展的癥結所在——盡管在最近數十年不斷做出調整，但總不能完全地“與時俱進”，導致福利改革和多元文化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縫隙越來越大，以至于發生激烈的碰撞。
“我近期在巴黎的觀察發現，法國等國確實出現‘反主流多元文化’的民意動向。”趙永升表示，以前那種以熱情接待難民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義已隨著“老牌歐洲強國”境況的變化而變化，凸顯歐洲多元文化政策的內在困境。
“西方的回歸”：“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以《資本主義依靠福利國家制度才能生存》為題，分析西歐福利制度的危機，并試圖開出藥方。文章認為，福利制度改革的關鍵是適應老齡化和移民社會。但不容忽視的是，“福利沙文主義”在歐洲已經抬頭，即主張本地出生較貧困的居民可以享受慷慨的福利，而不允許移民享有。民粹主義者認為，如果來自窮國的移民數量大幅增加，將加速福利國家破產，因此“需要對其享受的某些類別公共福利設置一定門檻”。
英國“埃塞克斯連續監測調查”的調查顯示，主張英國“脫歐”、排斥外來移民的選民主要來自經濟狀況處于該國平均水平之下的地區，他們認為移民擠占了其就業和福利，同時也導致恐怖襲擊事件攀升。英國“Spiked”網絡雜志專欄作家拉基布·伊爾桑撰文稱，需要警惕這種多元文化主義旗幟下掩藏的意識形態分裂傾向。他舉了英國萊斯特市爆發的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激烈沖突的例子——2022年8月，印巴兩國國家隊的一場板球比賽引發兩個族群的人激烈打斗。“身份政治在萊斯特的穆斯林和印度教男青年中更為凸顯，這些人更加認同自己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身份，英國人的身份并沒有什么吸引力。”伊爾桑認為，多樣性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但前提是受到“共同價值觀、相互義務和共同目標感的約束”，缺失這些社會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多元族群社會關系就會瓦解并帶來災難性后果。
“在福利制度和文化多元領域，法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確實遇到不少問題，多年來也一直在做相應的‘修補’。”在趙永升看來，法國的福利制度整體而言還是可以持續下去的，原因有三點：一是“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是法國政體對選民的吸引力所在，勝選者為兌現選舉承諾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選民；二是盡管受到歐債危機、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的影響，但通過馬克龍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法國仍保持著經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三是法國人在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時，其實更加注重的還是“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他們認為“人的生老病死國家都管了，經濟發展才真正有意義”。但令人擔心的是，相比福利制度的延續性，法國“反主流多元文化”的人卻有增多趨勢。如部分法國民眾已認定，“某些特定族群更傾向于進行恐襲”，這樣的氛圍給法國社會能否保持高度融合增添了隱患。
柏林政治學者奧利弗·福克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完善的福利制度和多元的社會文化是體現歐洲價值觀的兩大支柱。自俄烏沖突以來，歐美國家想要展示西方的強大力量，但現實卻是通貨膨脹、能源危機、罷工不斷、極右翼蠢蠢欲動。”他認為，現在歐洲的這兩大支柱遭受嚴峻挑戰，首先與國際大環境有關，如新興市場國家崛起，而歐洲在創新等領域進展放緩、經濟發展乏力。其次是各國自身的問題，如英國“脫歐”、德國難民問題、法國競爭力下降。雖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西歐國家必須及時進行“精修細補”，在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技術創新能力、民眾整體素質以及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各個領域作出變革。
歐洲一些分析人士和民眾也擔心，如果俄烏沖突不能早日以和談方式解決，未來幾年歐洲還會出現新的危機。俄烏沖突爆發后，歐美走得更近，并歡呼“西方的回歸”。但在德國一家車企當經濟顧問的克里斯蒂娜·舒爾特認為，西方內部的社會問題不能被忽視，現在也不是又可以熱炒西方模式如何有吸引力的時候。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最近英法德等國的罷工潮表明，等待這些歐洲國家政府的將是一個個更加棘手的挑戰。
來源 環球網
編輯 段嵐茜
二審 楊韜
三審 閔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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